靳 志

靳志（1877-1969.2.12）字仲云，号居易斋。河南开封市人，生于清光绪三年（1877），工词章、精书法、擅章草，名闻全国。但要说起他的书法，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靳志自幼聪敏、勤奋好学，文章也写得极好，光绪二十三年（1897）即以第五名举于乡，中了举人。次年（戊戌年）赴京师应礼闱（参加会试）出入贡院号舍，凡九昼夜，一战告捷。旋以“添注涂改，不符磨勘”罚停殿试一科。又遇庚子之变，两宫（慈禧、光绪）西狩，至癸卯始补廷对，用工部主事（事见靳志遗稿《京师贡院行》序），这就是说他本来在光绪二十四年会试就考中了，只因为字写得不好，试卷上多处涂改添注，被罚停一科，偏巧又赶上八国联军进北京，庚子一科停办，直到癸卯年（1903）也就是科举的最后一科，才算中了进士。

　　《隋书·仪礼志》中规定：“士人应试时凡书迹滥劣者罚饮墨水一升。”这条法规虽然荒唐，但却沿袭了好几个朝代。清代废除了这条陋规，却又有了罚停一科的新规定，被靳志碰上了，这本不是件好事，但靳志由此认识到了习字的重要性，发奋习书，终于成为一代书家、名家，未尝不可说是一件好事。

　　靳志先生出生于封建社会的科举时代，由于科举的需要，先学欧阳询，和当时一般应试学子的字一样，笔画匀整，馆阁气息较浓。癸卯廷对用工部主事后，入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学习法语、英语，次年即以中国第一批公费留学生的资格赴法留学，学习工业及政治经济。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发起的同盟会，一面学习，一面从事推翻清朝、推行共和的革命活动。历时7年，直到1912年民国成立后，始回国，在北京大总统府任礼官，一年后被派赴欧洲，任驻荷兰使馆一等秘书。因反对洪宪复辟，联名电促袁世凯退位，被袁世凯撤职电令回国，几遭杀害。幸得袁乃宽、陈世昌等从中斡旋，始免于难。后称病脱离北洋政府的羁绊，加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工作，民国八年（1919年）任驻比利时大使馆秘书。从此他一直在外交部门工作，游历英、法、德、意、荷、比等十几个国家。他的文章、诗词、书法都很为外国朋友所欣赏，曾荣获法兰西文学艺术佩绶奖章。

　　时代的前进，以及靳志先生所处环境的变化和缄函往来的需要，在书法的传习过程中靳志先生对刻板的馆阁书体逐渐产生厌倦，改习王羲之的《兰亭》、《圣教》、《十七帖》等，兼学褚遂良、李北海，一洗馆阁旧体书风，有了很大改变。其字简淡、清隽，功力内含，纯以意取，不求形似。但用笔提捺转换则恪守法度，从不苟且，更不补笔描摹，终成一代名家。在这里还要提出的是靳志先生不但字写得好，有晋唐风骨，对所书写的内容也十分慎重，他说：“字写得再好，如果内容泛泛，或是糟粕，让人读了无益，文章不合语法，诗词不合格律，让行家看了贻笑大方，让文字根底浅的人看了更会谬种流传，误人子弟。”所以他从不写文章不合语法、诗词不合格律的作品。书写前人诗文必见诸原籍，书写今人诗文，不论是什么人的，只要内容好，体例合，就会欣然命笔，反之则遭拒绝。故其书品、人品之高尚，极为时人所重。

　　靳志先生的书法最为人称道的是章草，按通常惯例，学章草者多从隶书入手，而靳志先生则从魏碑入手获得成功，实为首辟蹊径。他是如何获得成功的？还必须从书法艺术如何继承和创新说起。民国初期书法艺术如何向前发展？必须走不断创新之路是书界同仁的共识，但怎样创新？意见并不一致，靳志先生主张从研究唐代书家的师承、变化、发展的脉络着手，然后再在唐代书家的基础上提高。他还认为学书不能单求形似，应体会前贤的笔势笔意，唯如此，才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写出新意，使书法艺术进一步发展。对于自己的这个认识和看法，靳志先生身体力行，他早年写北碑，尤精《张猛龙碑》，他把雄健的北碑横势注入阁帖的二王行草形体之中，一洗宋明以来书法中的柔媚，开辟了学习草书的新途径。从笔势看靳书笔势主断而“内敛”，近王羲之风格。更具体地说，为了探讨草书结体的需要，靳志先生曾从王世镗（鲁生）学章草。深得其意。这王世镗性朴讷，屡试不中，穷困潦倒，闭门研究草书数十年，他以羊毫笔写章草，古拙苍浑，几类古人。但在以功名利禄为重的旧时代，当时的书坛根本不知王氏其人，而靳志先生不以功名成败论英雄，从其学书，并帮助王氏完成《稿诀集字》（一部讲解草书结体的专著）刻石于关中。实属慧眼识珠、遗泽后世，令人可敬可佩。后王世镗作品面世，还闹了一场哄动一时的“章草案”。事情原委是这样的：王世镗作品面世后，竟被当时的章草名家罗复戡断为古人作品。靳志先生乃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并推出王世镗本人，使罗大跌眼镜。后经于右任先生出面打圆场，才算了结。于氏《标准草书》完稿时，靳志先生赋诗以贺。于右任对先生的诗词和书法都极为推重。

　　靳志先生虽长期在国民党政府外交领域工作，但由于他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不满，特别是对官场间的相互攻讦、倾轧的厌恶，常常采取不合作态度。为此他曾请著名篆刻家寿玺先生篆刻了一枚“周览倦瀛壖”印以名志。先生不但官场不利，得不到重用，甚至还被国民党开除了党籍，郁郁而不得志。抗战后期及胜利以后只是为了糊口，仍在外交部挂个闲职而已。先生也乐得闲散，寄情于诗词书法。其实，正是他诗词、书法方面的成就和他在社会上的名望与资历，才保全了他在外交部挂闲职的资格。1949年南京解放前，外交部撤离南京，靳志先生不愿意去台湾，要求留在南京留守处。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渡江战役打响之后，靳志先生忠于职守，日日夜夜监守在外交部内，守护国家财产、档案的安全不受侵犯。南京解放后，留守处向人民政府进行移交，受到人民的欢迎，后定居故里开封。据说，毛主席曾致函邀其进京，他以年老谢辞。被聘为河南省第一、二、三届政协委员、河南文史馆馆员、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还曾当选河南省人大代表。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随省政协一道视察三门峡水库工程对他震动很大，他认为这样巨大的建设工程在旧时代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曾填词“……天工人代，眼前视见能说”，以纪其事。1959年建国十周年大庆，靳志先生还特选“玉京秋”词牌，填词书写以献，受到国务院的表彰。其热爱新生活、热爱社会主义之情溢于言表。

　　靳志先生的书斋——居易斋，为什么取名居易？据人推测，先生早年工作之余，除从事书法研究之外，常以诗词自娱，是北京梯园诗社和南京青溪诗社主要成员，他的诗讲求神韵，词藻清丽，隽永含蓄，用典严格，有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风格。他平日也喜欢白诗，以“居易”名书斋，寓有景仰白居易之意。有人写文章说靳志的诗直指唐人“堂奥”，大概指的也是这一点。靳志先生著有《居易斋诗存》20卷（前10卷有铅印本，藏于北京图书馆，据说河大图书馆亦藏有先生诗稿），但仅就“居易”二字而言，靳志先生之居并不易。他一介书生，理财无术，有职无权，且又不屑逢迎，加之家庭人口多，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旧时代，常常乞贷于人，自是意中事。抗战以前，他曾有一段时间呆在故里开封，而开封除小辛庄留有其祖茔外，别无一椽之屋。先生虽能一箪食，一瓢饮，读书、吟诗、写字，乐而忘忧，但实际生活十分拮据，谈何“居易”？只是解放以后，回故里开封定居，生活安定，有了固定收入，情形才有了改变。

　　靳志先生开封寓所房中仍然挂有“居易斋”3个字的斋名横额，有一天，我市书法家桑凡在他房内闲谈，称赞“居易斋”3个字写得好，引发了先生的感慨，他说：“长安居大不易”的时代俱往矣，我也再不用找大先生了。他说的这位大先生指的是张家骐。过去先生常向他借钱。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居易斋”才是真正的“居易”了。

　　晚年的靳志先生，生活安定、精神愉快，吟诗写字，有不少歌颂新时代的篇章和作品。1957年春先生已80余岁高龄，沐浴时跌折右腕及胯骨。在政府的关怀下，数月治愈，依然精神矍铄，写作更加勤奋，并抽出时间整理旧籍，用小揩抄写他自己的《归田集》全卷。其作品之多、运笔之快，达到了“人书俱老”的境界。由于先生平易近人，有不少人前来索诗索字，先生几乎有求必应。故开封留有他不少作品，惜乎绝大多数都毁于“破四旧”之中，存世者不多。对那些慕名前来学书者，先生诲人不倦，经常结合自己的经验，讲授如何学习书法。他认为书法的学习应当包括读碑、读帖、临摹和自由书写3个步骤。从读碑读帖中汲取前人的长处（学习前人的笔势、笔意），在领会前人书法精气神的情况下再行临摹，才不会变成依样画葫芦（形似），进而才能随着自己的意兴，摆脱前人的窠臼，进入个人自由书写的境界，把自己的风格表现出来。他自己的字就是这样，能融合众长而自成一体。他的遗世作品，南阳武侯祠中有他书写的《李宗阳塔铭》是1938年他主持重修武侯祠时书写的，北京人民大会堂河南厅悬挂的一幅毛主席诗词绣幅上的字也是他写的。

　　上世纪60年代的十年动乱，靳志先生在劫难逃，以“尊孔”罪受到批判。于1969年2月12日逝于开封寓所，享年 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