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人--甲骨学大师董作宾
董作宾于1948年底携家随史语所迁台后，继续从事甲骨文研究并兼任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教授。傅斯年去世，由董作宾接掌史语所所长一职。董氏上任后，仍像当年在李庄一样领导群贤闷头做自己分内的研究工作，对岛内的政治斗争与海峡两岸发生的政治事件并无兴趣。只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董作宾欲躲在孤岛一角喝着南瓜盐煮稀饭做点乌龟壳的研究，但是大海那边却又掀起狂风暴雨，有人趁机兴风作浪，向困厄于孤岛的董作宾等人袭来。
自1950年始，逐渐稳住阵脚的大陆政权，出于一种政治需要，在掀起批判胡适运动的同时，号令留在大陆的一切人等，不论是工农商学兵，还是与国民党有过瓜葛的旧官员与没有自由可言的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要接受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教育和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社会发展史，对这一理论的是否信服，成为检验“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分水岭和试金石”。——在这样一种社会政治风云激荡下，新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特别是下属研究人文历史科学的考古研究所，自然要站在时代大潮的前列，为这个发展规律推波助澜，使之一浪高过一浪，直至达到“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奇效。
于是在1951年那个乍暖还寒的春天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层，开始组织新老员工利用大块时间蹲在会议室开会，除批判胡适的言论，便是集体学习社会发展史，特别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成为政治学习的文件。在不断深入学习的讨论中，郭沫若的这部著作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作者被追封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史而做出了创造性贡献的第一人”。
早在1945年，郭沫若于重庆出版他的史学大作《十批判书》时，曾在后记中道：“在科学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尤其是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又说：“我比较大胆，对于新史学阵营里的多数朋友每每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我坚持着殷周是奴隶社会，重新提出了更多的证据和说明。”——这个时候的郭沫若尚能对不同意见有所容忍并设法重新提出更多的证据和说明，以表示自己的谦虚和创造的学说并非铁板一块，牢不可破。而对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史语所人员也颇为尊重。其实郭沫若与傅斯年在重庆期间早已见面并有所交往，而与李济在重庆时相识且有较深的友谊，所以郭沫若说见到李济之后产生了“像遇见了亲人一样”的感觉，同时从对方身上看到了“中国光荣的一面”，只是这“发亮”的“光荣的一面”转瞬即逝。随着政治风云突变和史语所人员流亡台湾岛，在郭氏眼中，李济与傅斯年连同董作宾等人也随之成为“黑暗”的或者是“中国的耻辱”的一面了。
1950年，郭沫若在《十批判书》改版的后记中，于这年的2月17日，专门写了一篇《蜥蜴的残梦》，公开向史语所的李济、董作宾等人发难。郭沫若以新朝命官登上政治舞台威势，拔剑出鞘，文章写到：“可惜董先生的关门主义关到了家。他虽然也在参加殷墟的发掘，而且在发掘着一个典型的奴隶社会，而他却找不出奴隶的痕迹，实在也是值得同情的”。又说：“董作宾却仅仅抓到一两个字，根据自己的敌忾来随便逻辑一下，便想把臣民是奴隶的本质定了，把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给否定了。这根本就不是学者的态度。就是这种非学者态度，逼得他今天跑到台湾去准备殉葬，这一层，我倒是能够充分理解的”。
接下来，郭沫若又以爷爷教训孙子的口吻斥责道：“谁叫你要在它身上去找奴隶的痕迹？不逻辑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假装内行的结果，只是表示自己的无知”。最后，郭沫若以恐龙与蜥蜴作比喻，谓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以李济、董作宾为代表的旧的、资产阶级学者们的“时代老早就过去了，这和爬虫时代一去不复返一样”。
郭氏的战斗檄文在社会特别是学术界引起了强烈震动。于是，天下士林闻风而动，借机赋诗撰歌以迎合其趣味者纷至沓来，如殷涤非、李学勤等等。其声名远播，其势之喧腾，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学界文人中鲜有匹敌。
在一连串的枪炮声中，董作宾与他的徒子徒孙成了“荒诞无稽”的丑八，尊敬的郭老成了甲骨学界的开山鼻祖和勇士飘扬的伟大旗手。与此相关的“殷墟的殉葬者是奴隶，商、周是奴隶社会”这一“铁案”在大中小学生教科书中连篇累牍地大规模的出现，郭氏之说遂成牢不可破的生铁铸成的坚硬的历史文化瑰宝，大有撼山易，撼郭氏“铁案”难之威势。以郭沫若战斗檄文的发表为标志，董作宾与郭沫若之间的交往与友谊彻底断绝，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联系。
其实对于郭沫若的善变和反复，胡适在先前有过若干次的亲身领教。1947年2月，郭沫若撰文《替胡适改诗》，将胡适在抗战使美时赠给银行家陈光甫诗中的一句“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的“拼”字改作“奉”字，以此讽刺胡适奉了蒋介石之命，做了国民党的过河卒子。胡适看到这首改诗的文章后自是耿耿于怀，但也仅仅限于“怀”，尚没有凭借自身的影响和权力进行反击和报复。学术界人士看到的是，这年5月，胡适仍慨然主张把郭沫若列入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候选人名单中，且在后来评委会审查中为郭大声疾呼，终使其过关斩将没有落选。1948年2月，郭沫若再做长文《驳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一个月后，81名院士选出，郭沫若榜上有名。同年5月，郭沫若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三无主义”疏证》一文，大骂胡适“无耻！无耻！第三个还是无耻！”在此之前和之后，无论胡适为其作如何亲近与大度的表示，因为政治的需要和关乎自己的利害得失，郭沫若不会对胡适表示感激之情，更不会不识时务地报以好脸色。后来，李济给郭氏的为人为学作了一个总结式的评价：“郭是一个天分很高的才子，可惜就是没有骨头”云云。
就在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大陆学术界批董的同时，跑到台湾“准备殉葬”的董作宾却没有马上要死的准备，而是思虑起改变生活窘境，继续活下去、且活得好一点的办法。
董作宾自大陆携家赴台不久，在朱家骅和傅斯年等人的鼓动下，创办了学术性刊物《大陆杂志》，并担任发行人。虽然天天过着南瓜盐稀饭的日子，但是生活的还得继续，各项工作也得琢磨着干起来。因而董作宾继傅斯年出任史语所所长不久，便拿出主要精力主持史语所在南港建造办公大楼和宿舍工程。当时建筑行业与学术机关的知识分子，对搞建筑拿回扣，还不像几十年后台湾或大陆那般火热，并有“站起一座楼，富起一群狗”的说法和做法，即使有，凭董作宾接受的教育和为人处事的原则，以权牟利，从中捞取油水的空间也较小。
1955年初，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有意聘请董作宾赴港任教授，薪水高于董在台湾几个机构服务收入总和的二倍。由于连日劳累和穷愁，此时的董作宾身体状况极为虚弱，很希望找个清闲的地方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加之南港的工程已经完成并交付使用，董觉得无愧于上司和同仁之托，便答应了港大的邀请，并于这年8月辞却史语所所长一职，向台大请假，赴香港任职。董走后，由李济接任所长，屈万里为所务秘书。
赴香港的董作宾尽管得到了较高的薪酬和休息空闲，毕竟港岛的学术氛围无法与台湾比拟，且作为立志研究甲骨文为终身职业的学者，离开由大陆运到台湾的殷墟出土甲骨，如同鱼儿离开了大海，学术生命受到严峻挑战，其内心的孤独与焦躁不安难以向外人道及。
1958年，胡适由美抵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力邀董作宾返台继续从事以前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已感郁闷之极的董作宾听取了胡的召唤，于当年秋辞去港大职位重返台湾。
返回史语所的董作宾已经无职可言，亦无组可归，只好专任台大教授，处境很是尴尬。作为院长的胡适深感过意不去，经过一番苦心孤诣的琢磨权衡，终于想出了一个令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两全办法，即在史语所成立一个甲骨学研究室，由董作宾担任主任主持工作。当时史语所内的考古馆已经落成，正好让此研究室进驻并有充足空间来做甲骨文研究。对于这个微妙的方案，董作宾自己说：“这是我可以竭其残年，再报效于甲骨学的一个机会”。按照石璋如的说法：就编制而言，成立“室”而非“组”，因为在组织规程中，室可大可小，大者可与所平等，小者可附属于所。不过这是我们也没有想太多。甲骨学研究室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58年11月鸣锣开张，抗战时期在李庄找来的人员屈万里、张秉权、刘渊临等继续协助董作宾工作。
胡适弄出的这个方案，由于内涵不足为外人道的微妙关系，自然引起了外界议论与猜疑。如有李敖就曾对此放言道：“董作宾丢掉史语所所长之后，无组可归，于是专门成立了一个甲骨学研究室，这是为了脱离李济的压力、挽回自己面子的一个伏笔——他也预备有朝一日脱组而出，另成立甲骨学研究所，可是所未成而身先殁”。事情就这样泡了汤，李敖所说有无道理尚可讨论，但谓董作宾“身先殁”，则是1963年的事了。
对于董作宾的死，石璋如有如下回忆：“恰逢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日，我们说董先生真是大人物，能与肯尼迪同日过世。董先生的身体底子并不坏，只是不爱运动，而且董先生既忙着《大陆杂志》社的事，又担任所长，去香港任教回台后又担任甲骨文研究室主任，事情非常忙，因此同仁曾劝他装假牙，但他忙得没有空去。牙齿不好就吃不好，连带消化不好影响健康。董先生要是早日医好牙齿问题，身体就容易养好了”。
作为同乡（河南南阳）和同事，一起共事几十年的石璋如，可谓对董作宾具有深透的了解。但世间的事往往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董作宾可能意识不到一个牙齿问题竟引来这么多的麻烦，且引得死神找上门来纠缠不休，最后竟把命丢掉。不过，石氏之说也只是一家之言。据董作宾的儿子、曾经给蒋介石当了几十年御医的董玉京说，董作宾在此前就已患有高血压、心绞痛、心肌梗塞症和家族性遗传的糖尿病等，正是这成堆的疾病综合症，导致其在不该中风的年纪就已经得过一次轻瘫，而且一直未能复原。
1959年5月10日，董作宾轻微中风，之后董氏的身体每况愈下，直至再度心脏病复发和中风不治。前往医院探望的石璋如等人看到：“董先生嘴巴歪了，也无法言语，当时大家医学知识有限，均不知是何毛病，后来才晓得是中风。董先生住院期间，女儿长在旁照顾，董先生经常昏迷，神志不清，连拉出的屎都浑然不知，吃得也较少，偶尔才神志清醒，还能说笑，这是症状应该是稍有改善啦，吃的也比较多。特别是11月22日，董先生清醒过来，交代了一些话，我们都稍微安了些心。没想到23日董先生就过世了。像他平常事这么痛快的一个人，身体要是不好，也不能拖这么长时间，在卧病住院八个月期间，想必受了不少罪，难受之至”。
1963年11月23日，董作宾于台大医院病逝。举殡日，即以台湾大学、中央研究院、教育部、亲朋故旧等组成治丧委员会，其规格与胡适丧事基本相同，治丧主委同为教育部长黄季陆。因中央研究院学人在两年就是去了胡适、梅贻琦、朱家骅、董作宾四位重量级大腕儿，治丧委员会决定把这几位学者安葬的墓地正式命名为“南港学人山”。当天公祭时，黄季陆、钱思亮、王世杰、孔德成、李济等为主祭，蒋介石亲书挽额“绩学贻徽”致赐。国民党大佬于右任、莫德惠、叶公超以及副总统陈诚等高官大员出席，学术文化届同仁哀悼，执绋者千余人。有20余家机构、6辆小车，4辆大车，一路浩浩荡荡，从殡仪馆到南港，葬于中央研究院高山之阳，与胡适墓为临。一代甲骨学大师就此告别人间。